电信诈骗
诈骗类犯罪行为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裁判要旨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诈骗类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行为的重要依据。认定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陈述,而是一般运用推定的方法。运用推定必须是在有证据证明基础事实的前提下,运用逻辑和经验法则,推断行为人主观的目的。对推定的事实,被告人可以提供证据予以反驳。
关键词 

合同诈骗罪 诈骗罪 刑民区别 非法占有目的 推定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晶(曾用名王蓉)、谢东风于2010年3、4月间,谎称能为被害人张某某提供美元2亿元的存款用于融资,诱骗张某某任法定代表人的温州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丰源公司)与王晶任法定代表人、谢东风任经理的北京博达恒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达恒运公司)签订《美元存单质押贷款合作协议书》。根据《美元存单质押贷款合作协议书》,张某某代表温州丰源公司、谢东风代表博达恒运公司、被告人于军代表其任主任的北京市中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济律所)三方签订《见证及提存服务协议》,约定由温州丰源公司支付融资保证金人民币600万元至中济律所办理“提存”。于军以其个人账户收取张某某根据上述协议支付的“提存款”人民币500万元、“提存服务费”人民币2.5万元后,在明知王晶、谢东风未履行协议为张某某提供美元2亿元的存款的情况下,于军不仅未按协议约定将“提存款”退还张某某,反而将“提存款”中的人民币125万元转至王晶控制使用的尹春风银行账户、人民币200万元转至谢东风银行账户,其余款项由于军控制使用,从而将张某某的“提存款”人民币500万元非法占有。案发前,于军归还被害人张某某人民币98.8万元。
被告人王晶于2010年9月间,谎称能为被害人秦某某、杨某提供人民币2500万元的借款,诱骗秦某某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聚和伟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和伟业公司)与王晶任法定代表人的博达恒运公司签订《操作协议》。根据《操作协议》,聚和伟业公司、博达恒运公司、中济律所三方签订《提存协议书》,约定由聚和伟业公司支付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至中济律所办理“提存”。中济律所主任被告人于军以其个人账户收取周某代秦某某根据上述协议支付的“提存款”人民币300万元、提存服务费人民币1.5万元后,在明知王晶未履行协议为秦某某、杨某提供借款人民币2500万元的情况下,于军不仅未按协议约定将“提存款”退还秦某某、杨某,反而将“提存款”中的人民币200万元转至王晶账户,其余款项由于军控制使用,从而将“提存款”人民币300万元非法占有。
被告人王晶于2010年8、9月间,谎称能为被害人张某、范某某提供美元2亿元的存款用于融资,诱骗张某任法定代表人的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皮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宁皮革公司)与王晶任法定代表人的博达恒运公司签订《美元存单质押贷款合作协议书》。根据《美元存单质押贷款合作协议书》,集宁皮革公司、博达恒运公司、中济律所三方签订《提存协议书》、集宁皮革公司和中济律所签订《协议书》,约定由集宁皮革公司支付人民币600万元至中济律所办理“提存”。中济律所主任被告人于军以其个人账户收取张某、范某某根据上述协议支付的“提存款”人民币600万元后,在明知王晶未履行协议为张某、范某某提供2亿美元的存款的情况下,于军不仅未按协议约定将“提存款”退还张某、范某某,反而将“提存款”中的人民币450万元转至王晶账户,其余款项由于军控制使用,从而将张某、范某某的“提存款”人民币600万元非法占有。案发前,于军归还被害人张某人民币30万元。
被告人王晶于2011年7月间,谎称能够帮助被害人王某某办理融资,以到香港办理融资相关手续需要路费为名,骗取王某某人民币30万元。
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2015)一中刑初字第1301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王晶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被告人于军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三、被告人谢东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四、在案冻结的被告人王晶名下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6222080200001××××××的账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尚都支行)内的全部钱款按比例发还各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三被告人继续退赔。
法院认为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对于被告人王晶关于其已将涉案的人民币3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归还被害人王某某的辩解,以及王晶为证明该项辩解而申请法庭调取银行汇款凭证的诉讼请求,经查:被害人王某某的陈述证明,王晶从未归还涉案的人民币30万元,也未代其向他人偿还过欠款。在案的王晶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书证也无法体现王晶所辩称的已归还王某某人民币30万元的事实。银行汇款凭证作为体现银行账户交易的形式之一,应与账户的交易明细一致。但王晶申请调取的银行汇款凭证所涉及的相关交易未体现于侦查机关依法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中,法庭按照王晶所提供的存放地点也未查找到相关银行汇款凭证。被告人王晶的该项辩解和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王晶及其辩护人关于王晶有融资的客观行为,存在代被害人融资2亿美元的可能性;王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未非法获益,王晶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犯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证明,王晶在被害人交付保证金后,始终没有实际的融资行为。王晶向被害人所称的融资途径也均为子虚乌有。从2010年3、4月起至2014年1月王晶到案时止将近四年的时间里,王晶未给任何一名被害人提供过美元存款。博达恒运公司和王晶在相关银行中并无王晶向被害人所称的大额美元存款。博达恒运公司和王晶除了涉案的犯罪事实,也没有其他业务。可见,王晶既无为被害人融资的客观行为,也无为被害人融资的实际能力。在此情况下,王晶仍诱骗被害人与其签订相关的融资协议和提存协议,在被害人将巨额保证金交到中济律所后,和于军一起共同非法占有了被害人的保证金。在被害人杨某等人向其询问融资进展情况和钱款去向时,王晶仍谎称还在进行融资以稳住被害人,并隐瞒其已非法占有被害人缴纳的保证金的事实。在此后被害人向其追讨保证金时,王晶以各种理由推托,拒不归还。可见,王晶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的目的明确,其行为已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王晶及其辩护人的该项辩解和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于军及其辩护人为证明于军无犯罪行为,因案外因素被立案侦查的事实而申请调取于军到案后于2014年4月4日所作的讯问笔录的诉讼请求,经查:在案证据证明,被害人范某某、杨某等人被于军诈骗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对于军等人依法提出控告。公安机关按照管辖范围,依法审查后决定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对于军立案侦查系因其实施了诈骗行为可能构成犯罪,并无证据和线索表明系因案外因素所致。被告人于军及其辩护人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
对于被告人于军的辩护人关于于军将被害人交由其保管的钱款交给王晶用于办理融资事宜是为了实现被害人的利益,以及于军的辩护人为支持其辩护意见而向法庭宣读、出示的付款指令、协议书等证据,经查:对于辩护人提交的“王晶指令于军付款给谢东风、尹春风”的付款指令,被告人王晶的供述否认该付款指令内容的真实性。王晶供称,该付款指令上王晶的名字是其事后补签的,其对这份付款指令的内容没有印象。且该付款指令与在案经庭审质证并确认的融资协议、提存协议等证据相互矛盾。根据在案的融资协议、提存协议,在王晶履行为被害人融资的义务之前,王晶并无权指令于军将被害人缴纳的保证金支付给其他人,于军也无权擅自处分保证金。可见,该付款指令的内容并不合法、客观。对于辩护人提交的内容为“聚和伟业公司的秦某某、博达恒运公司的王晶、中济律所的于军三方约定将提存款从中济律所于军处转付给博达恒运公司王晶,落款的时间是2011年3月30日”的协议书,在案被害人秦某某的陈述证明,该份协议是2012年3、4月,王晶在告知其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已转到王晶账上用于填补其他债务,且有人告于军的情况下,以继续为其融资为诱饵诱骗其补签的。而在案的被害人杨某的陈述、证人周某的证言、解除提存协议书、授权书、确认书、告知函、授权委托书、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等证据也与被害人秦某某的陈述相互印证,证明了自2011年3月29日至2012年,被害人秦某某、杨某一直在向于军、王晶追讨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这些证据均证明了辩护人提交的该份协议书的内容并不真实,无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在案的经庭审质证的融资协议、提存协议书等证据证明,被害人将融资保证金交由于军保管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保证金的安全,在王晶按照融资协议履行为被害人融资的义务前,于军不得将保证金支付给王晶。于军在王晶履行融资义务之前将被害人交由于军保管的保证金支付给王晶,不仅违反王晶、于军与被害人签订的三方协议的内容,而且致使被害人在未获得融资的情况下,所交付的保证金也无法返还,直接损害了被害人的利益。于军的辩护人所谓的“为了实现被害人的利益”与事实明显不符。被告人于军的辩护人向法庭宣读、出示的付款指令、协议书与在案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相互矛盾,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被告人于军的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于军的辩护人关于中济律所的财产因诉讼纠纷存在被法院执行的风险,于军为了保证被害人钱款的安全,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才将被害人张某、范某某交由其保管的保证金人民币600万元交王晶保管的辩护意见,以及于军的辩护人为支持其辩护意见而向法庭宣读、出示的协议书、民事裁判文书、执行法律文书等证据,经查:于军的辩护人提交的民事裁判文书、执行法律文书等证据证明的中济律所因涉及经济纠纷案件,被相关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均发生在2010年9月17日之后。而根据于军的辩护人提交的协议书的内容,“中济律所于2010年9月17日将集宁皮革公司交付的提存款人民币600万元全部交博达恒运公司代为保管”。根据辩护人提交的证据,于军将保证金交给王晶发生在前,强制执行发生在后,且时间相隔甚远,无法反映出转款行为与中济律所被强制执行有任何关联,更谈不上转款是为了避免被强制执行。而于军的辩护人提交的协议书的内容与在案证据证明的情况也不相符。在案证据证明,于军于2010年9月15日收到张某、范某某的保证金人民币450万元后,于9月16日就将450万元汇入王晶的银行账户,而张某先前缴纳的保证金人民币150万元仍在于军处。于军的辩护人提交的协议书中“提存款人民币600万元全部交博达恒运公司代为保管”的内容与此明显不相符。此外被害人张某、范某某将保证金人民币600万元交由于军保管是为了在王晶依照合同履行融资义务之前保证资金的安全。如于军在张某、范某某缴纳保证金之前就知道中济律所和其存在可能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于军应明确告知张某、范某某并立即退还相关保证金,方能“保证被害人钱款的安全,维护被害人的利益”。而在案证据证明,于军在收到被害人钱款后的第二天就与王晶伙分了该笔钱款,正是于军的行为使得被害人不仅未实现融资的目的,保证金又被王晶和于军非法占有,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于军不仅未保证被害人的利益,更是直接侵吞被害人钱款,损害了被害人的利益。被告人于军的辩护人向法庭宣读、出示的民事裁判文书、执行法律文书等证据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向法庭宣读、出示的协议书所证明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本院均不予确认。被告人于军的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于军及其辩护人关于于军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和诈骗的主观故意,于军对王晶实施的诈骗行为不知情,未配合王晶骗取被害人钱款,于军对被害人交由其保管的“提存款”有权使用,涉案合同中约定的被害人取回“提存款”的条件未成立,于军不负有向被害人返还“提存款”的义务,于军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而非诈骗犯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以及于军的辩护人为支持其辩护意见而向法庭宣读、出示的美元存单质押贷款合作协议、见证及提存服务协议书、协议书、解除协议、谈话笔录、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汇款凭证、对账单、收付款凭证、说明、发票、收据、通知函等证据,经查:于军的辩护人向法庭宣读、出示的上述证据,已由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宣读、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并不能据以支持辩护人关于于军的行为并非诈骗犯罪行为的辩护意见。相反,上述证据结合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出示并经庭审质证的其他证据,证明了于军在被告人王晶谎称能为被害人提供巨额美元存款用于融资或提供巨额借款,诱骗被害人签订融资协议后,利用被害人对其律师身份和作为法律服务机构的律师事务所的信任,谎称能为被害人保管融资保证金,诱骗被害人与中济律所、博达恒运公司签订“提存服务协议”,并由被害人将巨额保证金交到于军的个人账户。涉案事实中,在明知王晶始终未为被害人融到资金的情况下,于军却在收到被害人交付的巨额保证金后,违反合同约定将保证金中的人民币900余万元立即转入王晶、谢东风等人账户,其余保证金由其支配使用,从而和王晶共同将保证金非法占有。在被害人依照协议约定向于军追讨保证金时,于军刻意隐瞒保证金已被其和王晶共同非法占有的事实,以各种借口推拖,拒不归还被害人保证金。案发后,经侦查机关工作也未查扣到于军名下的任何财产。于军的行为已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于军及其辩护人的该项辩解和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于军的辩护人关于中济律所是合法成立的律所,有风险承担能力,可以从事“提存”业务。中济律所和作为律师的于军有执业责任保险,如因执业过错导致当事人损失,当事人可获得保险理赔,故于军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以及于军的辩护人为支持其辩护意见而向法庭宣读、出示的关于批准成立中济律所的决定、中济律所审计情况表、律师执业责任保险主要内容、承保明细表等证据,经查:于军的辩护人提交的关于批准成立中济律所的决定、中济律所审计情况表等证据,以及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宣读、出示并经庭审质证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等证据均证明中济律所是合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但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宣读、出示并经庭审质证的中济律所银行账户开户资料、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还证明,截至案发后的2014年4月29日,中济律所账户内仅有人民币4万余元。而于军名下已无任何财产。中济律所和于军已丧失了偿付债务的能力。根据《公证法》《提存公证规则》的规定,公证处是我国的提存机关,提存公证由债务履行地的公证处管辖。提存机关是国家设立的接受提存物而进行保管,并应债务人请求将提存物发还债权人的机关。律师事务所并非法定的提存机关,不能从事法律意义上的提存业务。而于军的辩护人提交的律师执业责任保险主要内容、承保明细表等证据证明了律师执业责任保险承担保险理赔责任的条件是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因执业过错导致当事人损失。而在本案中,于军作为律师伙同他人实施诈骗行为,骗取被害人的钱款,这已明显超出律师执业责任保险“执业过错”的承保范围,当事人不可能获得保险理赔。在案证据证明,于军的行为已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被害人因于军的诈骗行为受到损失是于军实施犯罪行为的结果,而非于军构成犯罪的原因。于军的辩护人所提交的关于批准成立中济律所的决定、中济律所审计情况表等证据不能证明其辩护意见,提交的律师执业责任保险主要内容、承保明细表等证据与本案的事实不具有关联性,本院均不予采纳。被告人于军的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于军的辩护人关于于军还以支票方式通过王晶退还张某某“提存款”人民币100万元的辩护意见,以及于军的辩护人为支持其辩护意见而向法庭宣读、出示的杨华、韩颖出具的说明等证据,经查:辩护人未向法庭说明出具相关材料的杨华、韩颖的联系方式,致使法庭无法与杨华、韩颖核实其出具说明的内容真伪。此外,从杨华、韩颖出具说明的内容来看,仅能证明北京源正长润投资有限公司的人民币100万元的支票于2010年5月11日被交给了博达恒运公司的王晶,无法证明于军、王晶已将该笔100万元退还给张某某。而被害人张某某否认曾收到王晶或于军退还的该笔人民币100万元。经庭审质证并确认的证据证明了该张支票的走向:北京源正长润投资有限公司的该张人民币100万元的支票于2010年5月12日被入到了北京聚兴万源家居装饰中心的账户上。该100万元被该中心法定代表人李凤志分数笔转入其个人账户。北京聚兴万源家居装饰中心已注销,李凤志对于该100万元由于时间久远,无法回忆支付原因及钱款去向,其从未听说过于军、王晶、谢东风、张某某这些名字。而在案的张某某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也未体现张某某收到过该笔人民币100万元的退款。此外,于军于2010年5月7日通过转账方式退还了张某某人民币98.8万元。如于军于几天后的2010年5月11日继续退还张某某钱款,完全可以直接将支票交予张某某,而无需舍近求远,将支票交予王晶后再由王晶退还张某某。根据三方签订的相关协议,负有退款义务的也是于军。于军的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不仅无法得到相关证据的支持,也与常理不符。辩护人向法庭提交的杨华、韩颖出具的说明,不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于军的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被告人谢东风关于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未向被害人张某某谎称有2亿美元,误以为被告人于军转给其的人民币200万元是博达恒运公司给其的辩解,经查:在案证据证明,谢东风在明知博达恒运公司没有能力为张某某提供美元2亿元的存款用于融资的情况下,诱骗张某某与博达恒运公司、中济律所先后签订《美元存单质押贷款合作协议书》《见证及提存服务协议书》,诱使张某某根据上述协议将履约保证金人民币500万元交由中济律所的于军保管,致使该笔钱款被非法占有无法返还。谢东风参与分得赃款人民币200万元。谢东风非法占有的目的明显,其行为已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该笔履约保证金人民币500万元被非法占有后,合同诈骗犯罪已告既遂。至于是于军还是博达恒运公司的王晶具体进行分赃,将赃款人民币200万元给予谢东风,均不影响谢东风伙同王晶、于军共同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事实。被告人谢东风的该项辩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案例评析 

一、诈骗类犯罪和民事违法行为的本质区别
诈骗类犯罪往往也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但民事的违法行为却不完全都是诈骗犯罪。在诈骗类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常常遇到究竟行为属于刑事犯罪还是民事经济纠纷的问题,而被告人也多以此作为其不构成犯罪的辩解。
我们认为,区分诈骗类犯罪行为与民事违法行为的重要依据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民事违法行为中,行为人也可能实施一定的欺骗手段从而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和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但不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否则就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诈骗类犯罪时,不能仅因造成了实际的财产损失,扰乱了市场秩序等客观结果就认定构成诈骗类犯罪,而应当牢牢把握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来区分其行为的性质。
而目的属于人的主观方面,较之客观方面而言,具有抽象性和内隐性。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一直是一个难点问题。普遍认为,人的活动由其主观心理支配,活动的性质由主观心理决定;行为人的心理态度通过其外向化、客观化的外在行为来体现和反映。只要存在证据证明这些客观化、外在化的行为表象和印迹的存在是确定的、属实的,就可以推断其行为时的心理态度。《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对此指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质上就是“应当将主观目的的证明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为此,就必须采用推定方法,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推断行为人主观目的之存在”。
二、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基本方法
推定是从已知的事实推导出未知事实的逻辑思维活动。对于如何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推断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纪要》列举了若干种情形,即“根据司法实践,对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纪要》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从基础事实而得出推定事实。基础事实是“对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多种情形”,推定的事实是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性是基于司法实践中的总结和逻辑经验,这些总结和逻辑经验不局限于《纪要》所明确指出的几种情形。由于推定是建立在经验法则基础之上的,经验法则作为一种不完全的理性,存在着非必然性和可推翻性,因此,推定应允许对方进行反驳。此外,不能将推定所得结论事实作为进一步推定的基础事实,以此避免与客观事实之间的距离无限扩大,造成认定事实错误。
简而言之,在司法实际中,推定由于揭示了从一项事实推出另一事实的过程,可以作为法官的采证规则而存在,用于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心态。一般来说,推定事实适用的条件是:(1)基础事实已经得到证明,即基础事实必须有证据予以支持,并已得到了确认;(2)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这种关联性是客观的、常态的,不是偶发的、随机的或主观臆想;(3)没有反证或反证证明力不足。推定是一种证明法则,属于一种程序性案件事实认定规则,即法律所允许的证明案件事实的一种特殊法则;也是一种证明责任转移机制和法官的事实认定规则。适用推定,则主观方面事实的证明责任转移,如果被告人不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则推定的事实——被告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事实成立;当然,被告人提供的证据不必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三、运用证据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运用
在本案中,三名被告人均辩解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作为中济律师事务所主任的于军的一系列辩解。在案证据能够证明的基础事实是于军在被告人王晶谎称能为被害人提供巨额美元存款用于融资或提供巨额借款,诱骗被害人签订融资协议后,利用被害人对其律师身份和作为法律服务机构的律师事务所的信任,谎称能为被害人保管融资保证金,诱骗被害人与中济律所、博达恒运公司签订“提存服务协议”,并由被害人将巨额保证金交到于军的个人账户。涉案事实中,在明知王晶始终未为被害人融到资金的情况下,于军却在收到被害人交付的巨额保证金后,违反合同约定将保证金中的人民币900余万元立即转入王晶、谢东风等人账户,其余保证金由其支配使用,从而和王晶共同将保证金非法占有。在被害人依照协议约定向于军追讨保证金时,于军刻意隐瞒保证金已被其和王晶共同非法占有的事实,以各种借口推托,拒不归还被害人保证金。案发后,经侦查机关工作也未查扣到于军名下的任何财产。可以说,依靠逻辑和经验足以认定于军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于军的行为已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而于军及其辩护人对此提出的反驳理由是于军将被害人交由其保管的钱款交给王晶用于办理融资事宜是为了实现被害人的利益,于军的辩护人为支持其辩护意见向法庭宣读、出示的付款指令、协议书等证据,经查:对于辩护人提交的“王晶指令于军付款给谢东风、尹春风”的付款指令,被告人王晶的供述否认该付款指令内容的真实性。王晶供称,该付款指令上王晶的名字是其事后补签的,其对这份付款指令的内容没有印象。且该付款指令与在案经庭审质证并确认的融资协议、提存协议等证据相互矛盾。根据在案的融资协议、提存协议,在王晶履行为被害人融资的义务之前,王晶并无权指令于军将被害人缴纳的保证金支付给其他人,于军也无权擅自处分保证金。可见,该付款指令的内容并不合法、客观。对于辩护人提交的内容为“聚和伟业公司的秦某某、博达恒运公司的王晶、中济律所的于军三方约定将提存款从中济律所于军处转付给博达恒运公司王晶,落款的时间是2011年3月30日”的协议书,在案被害人秦某某的陈述证明,该份协议是2012年3、4月,王晶在告知其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已转到王晶账上用于填补其他债务,且有人告于军的情况下,以继续为其融资为诱饵诱骗其补签的。而在案的被害人杨某的陈述、证人周某的证言、解除提存协议书、授权书、确认书、告知函、授权委托书、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等证据也与被害人秦某某的陈述相互印证,证明了自2011年3月29日至2012年,被害人秦某某、杨某一直在向于军、王晶追讨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这些证据均证明了辩护人提交的该份协议书的内容并不真实,无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在案的经庭审质证的融资协议、提存协议书等证据证明,被害人将融资保证金交由于军保管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保证金的安全,在王晶按照融资协议履行为被害人融资的义务前,于军不得将保证金支付给王晶。于军在王晶履行融资义务之前将被害人交由于军保管的保证金支付给王晶,不仅违反王晶、于军与被害人签订的三方协议的内容,而且致使被害人在未获得融资的情况下,所交付的保证金也无法返还,直接损害了被害人的利益。于军的辩护人所谓的“为了实现被害人的利益”与事实明显不符。可见,于军的该项辩解不能成立。
于军及其辩护人还提出反驳理由,即中济律所的财产因诉讼纠纷存在被法院执行的风险,于军为了保证被害人钱款的安全,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才将被害人张某、范某某交由其保管的保证金人民币600万元交王晶保管的辩护意见,以及于军的辩护人为支持其辩护意见而向法庭宣读、出示的协议书、民事裁判文书、执行法律文书等证据,经查:于军的辩护人提交的民事裁判文书、执行法律文书等证据证明的中济律所因涉及经济纠纷案件,被相关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均发生在2010年9月17日之后。而根据于军的辩护人提交的协议书的内容,“中济律所于2010年9月17日将集宁皮革公司交付的提存款人民币600万元全部交博达恒运公司代为保管”。根据辩护人提交的证据,于军将保证金交给王晶发生在前,强制执行发生在后,且时间相隔甚远,无法反映出转款行为与中济律所被强制执行有任何关联,更谈不上转款是为了避免被强制执行。而于军的辩护人提交的协议书的内容与在案证据证明的情况也不相符。在案证据证明,于军于2010年9月15日收到张某、范某某的保证金人民币450万元后,于9月16日就将450万元汇入王晶的银行账户,而张某先前缴纳的保证金人民币150万元仍在于军处。于军的辩护人提交的协议书中“提存款人民币600万元全部交博达恒运公司代为保管”的内容与此明显不相符。此外被害人张某、范某某将保证金人民币600万元交由于军保管是为了在王晶依照合同履行融资义务之前保证资金的安全。如于军在张某、范某某缴纳保证金之前就知道中济律所和其存在可能被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于军应明确告知张某、范某某并立即退还相关保证金,方能“保证被害人钱款的安全,维护被害人的利益”。而在案证据证明,于军在收到被害人钱款后的第二天就与王晶伙分了该笔钱款,正是于军的行为使得被害人不仅未实现融资的目的,保证金又被王晶和于军非法占有,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于军不仅未保证被害人的利益,更是直接侵吞被害人钱款,损害了被害人的利益。被告人于军的辩护人向法庭宣读、出示的民事裁判文书、执行法律文书等证据与本案事实没有关联性,向法庭宣读、出示的协议书所证明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
综上,于军提出的证据的证明力不足,无法反驳从基础事实推定出的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事实。
20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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